博纳富瓦:兰波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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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伊夫·博纳富瓦是法国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杰出评论家。作为诗人，他创作的首要任务是关注他那个“特殊”的生命存在，力图在自己确定的范围内抓住或证明其生命的意义;他作为评论家，放在第一位的始终是阐述诗人或艺术家如何处理他的艺术创作与生命存在的关系。在深入反思诗歌本质问题的过程中，兰波对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使他走近超现实主义，又使他与之告别，从而形成自己的诗学观:在现代意识中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分离，诗歌以及其他艺术应该为修复这种关系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从“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场所”、“重新发明爱”与“重新发明希望”、“发明语言”与“发明在场”这些对应的关键词出发，浅析他如何从兰波那里继承了以下观点:诗歌改变生活的功能、洞观世界的理念、放弃对幻象超越的气魄。
作者简介
李建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Title
Bonnefoy, Rimbaud’s Successor
Abstract
Yves Bonnefoy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greatest contemporary French poets and critics As a poet, he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particular being,” and he tries to grasp or verify the meaning of life in his own way. As a critic, his first priority is always the need to figure out how a poet or artist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stic creation and personal existemce. He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Arthur Rimbaud when he was keenly reflecting the true nature of poetry. Initially, Bonnefoy was drawn into surrealism by Rimbaud, but eventually he walked away from it because of him and developed his own poetics. In modern consciousness, we are already alienated from the real world. Poetry, as well as other artistic practices, should play a dutiful role in restor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With a focus on key terms like “real life”, “real place”, “rediscovering love”, “rediscovering hope”, “reinventing language,” and “reinventing presenc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how he has inherited Rimbaun’s ideas on poetry’s function in changing life, the insightful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courage of discarding transcendence.
Author
Li Jianying is professor at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312000, China) and professor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Her research areas are French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ljy@shnu. edu.cn
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是当代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甚至是最伟大的诗人，杰出的评论家。在成长过程中，他得到了各种思想的滋养，接受了波德莱尔、马拉美、叶芝、莎士比亚等多位诗人的创作理念，但对他产生影响最深的当属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正如他于2008年的论文集《我们需要兰波》中所总结的那样:“我的很多成就都归功于兰波，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我产生本质的影响，只有他告诉我什么是生活，生活对我的期待，应该如何去改变生活”(Bonnefoy, Notre besoin de Rimbaud 15)。他一生对诗歌的思考，从未离开兰波，“自1950年以来，〔......〕为他写了很多文章”(Bonnefoy, Notre besoin de Rimbaud 15)，兰波是他诗人生涯的向导，思考的坐标。有关诗歌在新时期的一系列问题，诗歌的目的和作用、诗歌语言以及世界存在与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关系等，他都从兰波的诗歌和生活中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关于诗歌评论，他一贯认为: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样式，如果批评的焦点集中在文本的结构上，或关注作者的技巧是否高超，那“显然没有理解兰波”(Bonnefoy, Notre besoin de Rimbaud 28)。而他对兰波的继承，也多体现于他对诗学的思考，而不是创作手法的运用。基于这个原则，本文从几个对应的关键术语入手，浅析博纳富瓦诗学主张中的兰波影响。
01
“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场所”
博纳富瓦在一次访谈中说:“我选择诗歌，把它作为解决生活问题的办法”(qtd. in Piroué 366)。在他的心目中，诗歌永远连着生活，它必须解决人的问题，如果忽视人的生命，诗歌便没有存在的意义。他将超验的诗歌着眼于现实，坚定地介入生命存在，以诗歌为生活服务作为自己的美学基础，形成了在现实与超验之间寻找真实的本体论诗歌主张。而这一主张的形成与他对兰波的批评解读密不可分。
上世纪初，当人们从宗教、世俗、精神分析、阶级斗争、创作技巧等方面解读兰波创作理念的时候，博纳富瓦却将自己面临的诗学问题与兰波以诗歌“改变生活(changer la vie)”(Rimbaud, Œuvres complètes 261)的主张放在一起加以观照(李建英 210)。发表于1961年的《论兰波》主要阐释兰波的这一主张，其中第一部分原来题为“兰波的决定”，认为兰波心中始终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改变贫穷、闭塞、狭隘、庸俗的现实，少年时就决定以诗歌的方式“改变生活”。兰波生于“法国的外省小城中最愚蠢的”(Rimbaud, Je ne suis pas venu ici pour être heureux 47)北方小城夏勒维尔，父母早年分居，而母亲又比较专制，爱的缺失使他早熟，但年幼认知能力的不足又使他“令人可怕地怀疑一切”(Bonnefoy, Rimbaud par lui-même 8)，甚至憎恶自己。于是他经常离家出走，在外面流浪。博纳富瓦认为，“外省是绝对恶劣的地方。但是〔......〕这个绝对孕育了另一个绝对，而最大的异化也能促使最美的诗歌诞生”(Bonnefoy, Rimbaud par lui-même 8)。兰波的不幸童年对其诗人生涯有潜在的积极意义，逃亡和异化让兰波这块隐匿在闭塞之地的“潜在的金子”发了光。对人生的失望是人觉醒必不可少的代价，只有觉醒才可以尝试诗歌。他说:“真正的诗歌，即让生命重生的诗歌，恢复生气的诗歌，诞生于死亡的极端边缘处。我们称之为‘诗歌使命’的东西不是别的，是斗争的反应”(Bonnefoy, Rimbaud par lui-même 21)。如此看待兰波的童年生活与诗人生涯的关系，反映了博纳富瓦本人的诗学观。就自己的经历而言，他也反复强调流亡、生命的极端状态能促使力量的萌生。因而，这些关于兰波的论述，实际上也适用于他自己。在《穿越的街道》中他说:“当一个希望，某一事物宣布失败，陷入困境的时候，它的真正样式便诞生了”(Bonnefoy, Rue Traversière 52)。博纳富瓦生于法国南方城市图尔，父亲是个普通钳工，母亲为小学教师。自童年时代起他就深感外省生活的压抑，后到巴黎求学，住在塞纳河堤岸拉丁区的一间深院小屋，靠给人当数学家庭教师谋生。所以对于“改变生活”，诗人博纳富瓦天生就具有兰波那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渴望。布勒东宣称:“兰波说‘改变生活’，马克思说‘改变世界’，这对我们是同一个意思”(Breton 68)，这时他以为超现实主义和兰波走在同一条道上，感到自己要求改变生活的强烈欲望与超现实主义思潮的主旨不谋而合，于是便追随其后。因此博纳富瓦早期是超现实主义诗人，那时他认为超现实主义诗歌摆脱了清规戒律和教条的枷锁，通过营造梦幻和意象，让人在潜意识中接触到不可预见的原始形象，在文学上别有新意，是一条通往现实的道路。
然而，随着对兰波研究的深入，博纳富瓦发现超现实主义与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一致，与兰波之间也存在着本质区别。超现实主义的意象诗学赋予“我是另一个(Je est un autre)”(Rimbaud, Œuvres complètes 343)一种心理分析的意义，过于相信事物的神秘性，过于强调存在的超验，而不相信简单的真实的事物。兰波的通灵(Voyance)有超验的成份，但通灵是手段，诗人以“通灵”去发现“粗糙”的、原初的真实;超现实是变形的现实，超验中虽具有某种真实性，但不是真实的本质。博纳富瓦从兰波的诗歌中找到了“粗糙的真实”，赞同《语言炼金术》所表达的回归“真实的生活”(Rimbaud, Œuvres complètes 260)的诉求，欣赏他走出虚幻的超验而回归严峻的真实生活的壮举。在《我们需要兰波》中，他说:“在兰波身上，没有任何感知的高雅计划，没有对优越的世界或者过去的世界的梦想，没有梦想那边开着美丽的花朵，在现今的土地上没有对‘彼岸’的向往，尽管美在那里也许是一种可分享的善，因为他所有的愿望都服从于普通世界的思想，都与‘这里’‘现在’的存在相关”(Bonnefoy, Notre besoin de Rimbaud 22)。
兰波使博纳富瓦远离超现实主义的幼稚话语。1947年，他与超现实主义决裂，不愿再在“超现实”中想入非非，转而寻求“一片人人都不陌生的沃土”，在现实中寻找“此地与此时”(l’Ici et le Maintenant)(Bonnefoy, Improbable et autres essais 116)，反映“这里”“现在”的真实存在，即反映现时生活，寻找世界当下的呈现，寻找“真实的场所”(Bonnefoy, Improbable et autres essais 107)。由此博纳富瓦走上了自己独立开辟的道路，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为“真实的场所”做注脚。
兰波在《流浪》(Vagabonds)一诗中说:要“急切地寻得场所和形式”(Rimbaud, Œuvres complètes 303)，他认为现时的存在已经贫瘠，失去了活力。于是自告奋勇要以诗歌对当下的世界进行改革，打乱一切秩序，彻底重建，重新安排人与人、人与动植物、动物与植物等之间的关系，直至改变他们的语言，最终拥有“真实的生活”。对博纳富瓦而言，诗歌寻找“真实的场所”就是通过超验的力量,思考生活的本质，激活事物固有的物质性、纯粹性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出发，“真实的场所”是对“急切地寻得场所和形式”和“真实的生活”两者的呼应，一方面，从字面的意思看，法语lieu既有“场所”的意思，也有“轨迹”的意思，真实的场所意即生活的“真实轨迹”，诗歌寻找它和它的呈现形式，从而不再是抒发情感或指导人生的工具;另一方面，当人们在诗歌中与真实相遇，重新审视“真实轨迹”，并与生命存在建立绝对联系的时候，诗歌本身便成了思考如何拥有“真实的生活”的“真实的场所”。
在实际创作中力图在“真实的场所”呈现“真实的生活”;作品通过反映“真实的生活”而成为“真实的场所”，这似乎是博纳富瓦的一个创作原则。以他前期的四部作品为例，每一部都围绕“真实”二字，引导人们思考真实生活的意义。发表于1953年的《杜弗的动与静》(Du mouvement et de l’immobilité de Douve)是他的第一部诗集，也是法国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在这部诗集中，博纳富瓦将俄尔甫斯与哲学相结合，思考死亡与生命的关系，试图从生与死两者的角度寻找真实的定义。第二部《昨日大漠一片》(Hier régnant désert)表现生活的艰辛和对世界的怀疑。这个世界已经在书本中被重新塑造，因而面临着新的考验，即真实经受着时间的考验，经受着抛弃美好理想和自恋的考验，人需要费大力气才能“真正抓到包裹在石头里的武器”，才能“大胆猜测意义以及意义后面的冰冷世界”(Bonnefoy, Poèmes 138)。但在第三部《刻字的石头》(Pierre écrite)中，“刻字的石头”的发现意味着人们在外部现实中战胜了死亡，在意识上已经完全将伤感遗忘。“时间像五颜六色的水坑在我们的周围停住”(博纳富瓦，《博纳富瓦诗选》147)，梦与现实产生了新的联合，诗人在思考另一种人类生命，思考这种生命是否为伦理学意义上的一种接受。第四部《在门槛的圈套里》(Dans le leurre du seuil)则表现了对立双方的调和，怀疑与肯定、缺失与圆满、可分与不可分，诗人尽力扩大这些对立矛盾中的积极成份，平衡意象的模棱两可，启发人们摈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
博纳富瓦的创作充分体现了诗人寻找真实的努力，但这个真实不是现实生活中实物场景或情感的描述。诗人重视的是自己的创作经历，关注的是作品与自己的思考能否建立紧密的联系，而不太在乎是否与常人的所见所感相同，也不想与人争辩真伪。他的创作目的，正如《杜弗的动与静》以《真实的场所》作为全诗的结尾所寓意那样，希望诗歌最终成为“真实的场所”，大家共同走向真实的生活。对读者而言，这个“真实的场所”是一个“第二世界”，第二故乡，一个与真实世界相连的可居住地，人们可以在此歇歇脚，稍作思考，尔后继续前行。然而，他的诗歌作品不是为逃避现实而提供的港湾，它不以梦幻代替生活，而是通过真实的呈现，使诗歌成为一切“不和谐的、不可测定的、丑陋的和美好的事物”、各种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思想相聚合与碰撞的场所，成为推动人们深入思考生命意义、提高认知能力的场所。
总之，“诗歌就是‘改变生活’，更新社会中的关系。诗歌本身可能并不具有‘改变生活’的能力，但力量存在于诗歌使用的词语中”(Bonnefoy, L’Inachevable, Entretiens sur la poésie 490)。诗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它不是生活的反映，而是力量，甚至是生活原则本身。两位诗人在诗歌的功能这一点上高度一致。
02
“重新发明爱”与“重新发明希望”
《地狱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是兰波对自己诗歌探索的总结。这个总结不是关于诗歌创作，而是对以诗歌“改变生活”规划的思考。在诗歌的道路上，兰波企图以“打乱一切感官感受”的方式，例如以“饮尽毒药”、“成为伟大的病人”(Rimbaud, Œuvres complètes 344) 等自虐的方式，使自己成为通灵人，以生命为代价探索改变生活的可能性。然而，他宣告自己的探索失败了。
博纳富瓦从《地狱一季》中不仅读出了诗人承认失败的勇气，而且看到了文本中的力量。这是他看待兰波的独到之处，其他不少研究者可能并不像他那样看重兰波的生活态度，或认为他对待生活是消极的。实际上，兰波尽管承认“真实的生活是缺席的”，感叹自己“受了那么多的苦”，“哭得太久了”，承认各个阶段的希望都破灭了，但在作了清醒的分析之后，他意识到生活的最高价值在于生活本体，即生活想方设法要接近它固有的本质，用真实的、具体的、存在于他所说的“粗糙现实”中的另一个无限代替梦中虚幻的无限。他曾经生活在虚幻的世界，后来则紧贴那坎坷不平的现实:他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正是在这一点上，兰波与波德莱尔之间出现了分歧。后者由于“从儿童时代起，他就通过母亲的身体，她的衣着、她的香水感受到了一种快乐，一种庇护〔......〕”(Bonnefoy, Notre besoin de Rimbaud 17)，所以当他进一步追问自己的希望时，开始怀疑它的正当性，怀疑它能否实现。而兰波对希望的性质认识十分清楚，希望改变生活，坚信生活中仍有希望。博纳富瓦将兰波的伟大总结为“希望与清醒”(Bonnefoy, Notre besoin de Rimbaud 64)，这个评价不但准确而独到地定位了兰波，而且以兰波为标尺重新定义了诗歌。兰波是一个激越的革命者，可他始终没有将自己的革命热情带入社会变革之中。在总结了自己的、也是人类的种种失败之后，最后提出的解救办法是“重新发明爱”(Rimbaud, Œuvres complètes 260)。这说明兰波清醒地意识到:人性的最大异化不在于政治或经济，而在于伦理。因此，未来的希望在于重新认识人性，改变伦理价值观，改变思维方式。对于诗歌而言，语言的创新可使人接近生活本质，接近真实世界，所以当诗歌的目的是“探索未知”、探索的目的在于“改变生活”的时候，它是通往“希望”的一条路径。“诗歌是希望”，博纳富瓦在《诗歌的行动与场所》给诗歌下了这个定义，后来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反复强调:“我要连接诗歌与希望，或者说我要将诗歌与希望视为同一”(Bonnefoy, Improbable et autres essais 107)。
诗歌是希望，这也是博纳富瓦对法国诗歌本质的总结，或者说他对诗歌的期待。然而他注意到:20世纪的法国诗歌与希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存在着偏离现实生活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一种纯粹的、严重的危机”(Bonnefoy, Improbable et autres essais 105)。一些诗人逃避真实的激情和感受，“如瓦莱里，他为了心境的平和，忘却了希腊悲剧的理性，而费尽心力去发掘诗歌创作的法则。如克洛岱尔，则被一系列事物的正统观念所束缚”(Bonnefoy, Improbable et autres essais 118)。无据断言，无信仰写作，他们制造出一个个光秃秃的平台，以主观武断的虚构将人们与冰冷的虚空的世界连接起来。那些似乎十分“客观”的描述使诗歌又重返某种貌似深刻的现实主义，但只闻其声却不见其人。当人们不再有渴望和激情时，甚至连山和水都不再真实了，致使人生活在虚无之中。因此，他又说:诗歌“应该重新发明一种‘希望’”(Bonnefoy, Improbable et autres essais 120)。兰波对生活百折不饶的精神，对诗歌探索失败的反思，在博纳富瓦看来甚至高于其诗歌作品本身，是发明新希望的力量，是一种真正的诗歌。通过兰波，博纳富瓦确立了将伦理放在创作首位的诗歌主张，或者说他始终将诗歌与希望联系在一起，这与兰波不无直接的关系，甚至在“重新发明希望”用词的选择上，似乎也有意与“重新发明爱”相对应，强调诗歌的功能只能是“改变生活”。
在连接“诗歌与希望”实际创作中，博纳富瓦以兰波为各个时期的思考坐标，随着思考的深入而改变创作策略。初期以批评为主，《杜弗的动与静》中的杜弗就是那个时期批评形象的代表，他要耗尽一切，直到回归沙漠。而写于1959年的《虔敬》 (Dévotion) 则标志着他创作立场的转向，开始接受以前他要摧毁的世界，或与之和解。这时他开始“承认矛盾没有解决的办法”，但对生活又“寄予希望”(Bonnefoy, Rimbaud par lui-même 129)。兰波在《清晨》(Matin)中说:“我再也无法说清自己，只能像乞丐那样不停地念诵《天主经》和《圣母经》”(Rimbaud, Œuvres complètes 277)。1961年，博纳富瓦这样说:兰波虽然“无法说清”世界存在，但他相信有“清晨”，相信人类有未来，或者说新希望存在于“无法说清”的现实之中。由兰波而思考世界存在的本质之后，他得出了这一理念，这后来成为他创作的出发点:诗人应该肩负着解释一切矛盾事物的使命，同时促进矛盾往积极的方向转化。
博纳富瓦把“无法说清”的现实视为一个弱化的场所，他对此的发现也得益于《天才》(Génie)与《贱卖》(Solde)的启发。在《彩图集》(Les Illuminations)中，兰波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天才》与《贱卖》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博纳富瓦发现在两极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存在，于是在实际创作中他要突破兰波诗歌中反映的“一切”与“全无”的逻辑，要走出表现两个极端的诗学。《昨日大漠一片》《刻字的石头》等属于这一类作品，而《弯曲板》(Les Planches courbes)是一个互为矛盾的统一体。“板”通常平而直，但外力可使之弯曲，正如“动”与“静”作为事物存在的基本形态可不断相互转化。这些都体现了诗人从世界存在的本质出发对诗歌功能的思考，也许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世界是“无法说清”的，而又坚持不懈地努力“说清”它，诗人才能够“发明新希望”(Bonnefoy, Improbable et autres essais 122)，新希望也更为客观实在而有意义。
尽管“重新发明希望”高于一切，或者说诗人创作的前提是要以一种希望支撑着人们，但创作的目的不是为解决社会矛盾开药方。诗歌中包含的某种思想或意义，虽然诗人希望能够与人分享，但它不是主流话语，不代表大众观念。从这个意义出发，博纳富瓦的诗歌更多的只是展示事物发展的过程，提出一些引发思考的问题，但没有最终的结论，甚至看不出他的明确观点。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何始终反对诗歌表达概念，而致力于通过超现实的力量，还原事物的原初形态，呈现它固有的复杂而丰满的特点。兰波在《永别》(Adieu)中拒绝作任何“神秘”的尝试，而是追求简朴，例如用“农民”代替“僧侣”或“天使”。因此，当兰波说“应该绝对地现代”(Rimbaud, Œuvres complètes 280)的时候，博纳富瓦的“现代性，就是知道何谓一个真实世界的‘农民’，任何奇异的事物都不可限定这两个字，它反映了人类生存条件坏与好的二元对立，苦难中包含着希望”(Bonnefoy, Rimbaud par lui-même 130)。对他而言，有思想的诗歌不是表现思想的诗，更不是哲理诗，而是回到诗的源头，这就是他从《永别》中得出的结论，它反映了希望与诗歌的本质关系，反映了伦理与艺术的本质关系。
从艺术的角度，回到诗歌的源头，如同还原它的“农民”特征。兰波在讲到“农民”的时候，还将审视的目光转向自身，这就意味着诗歌还应该让人意识到他就是这个存在。要让他在迎接希望之前，先接受自己的“愚蠢”和“缺点”，接受那个不完美、不完整的本源的自己，接受兰波在《耻辱》中所无情揭露的一切。波德莱尔在《1846年的沙龙》中说:“如果完美，这个荒谬和不可及之物，被发现的话，诗人、艺术家和整个人类都将十分不幸(Les poètes, les artistes et toute la race humaine seraient bien malheureux, si l’idéal, cette absurdité, cette impossibilité, était trouvé)”(225)。在一首诗歌中，如果放弃真而追求美，那么美的部分将成为它的缺陷(Bonnefoy, L’inachevable, Entretiens sur la poésie 77)。博纳富瓦接受了前辈的这些观念，认为“不完美是最高境界(L’imperfection est la cime)” (Bonnefoy, Poèmes 139 )，因此诗歌应让人懂得:人类生存的未来不是拥有一切，不是拥有荣耀，不是流芳百世，而是拥有真实。在此条件下，诗歌才是“希望”，人们才能重新拥有爱。
由于诗歌不是为了追求永恒，不是为了流芳百世，那么就意味着要允许诗歌死亡。博纳富瓦赋予死亡特别的意义，他将哲人有关死亡的警句作为每部诗歌作品的题记，而《杜弗的动与静》更是一部死亡的颂歌。死亡的本质是人类在时空上受其约束，这种约束促使人类做出选择和判断，使人类几个世纪以来拥有爱的能力，而爱正是世界存在的真实之一。然而人们习惯于将梦幻等同于希望，沉溺于其中，无视死亡的存在而竭力追求虚无飘渺的永恒。“阴影的玫瑰/在墙上盘绕。时光的玫瑰/无声地枯萎。明净的石板/随意地拖着它迷恋白天的脚步”(《博纳富瓦诗选》102)，而“诗歌懂得任何一种(艺术)再现都只是一层面纱，它遮住了真正的真实”(Bonnefoy, La Présence et l’image 41)。在这个意义上，代表兰波诗学思想的《通灵人书信》撕毁了遮盖真实的面纱，它“与我们的真实需要相通，我们需要的就是接受我们的有限性，承认我们内心的无限性”(Bonnefoy, Notre besoin de Rimbaud 27)。接受有限性就是接受死亡，所以“为了生存你必须穿越死亡”(Bonnefoy, Poèmes 74)。为此，博纳富瓦要求诗歌避免两个东西，既不能让它成为永恒的理想，也不能使之成为无比美好的乌托邦。而是要以实际的创作将生命的有限性扩大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从永恒转向现时，从梦幻转向真实。
03
“发明语言”与“发明在场”
兰波有改变生活的秘籍吗?实际上他没有，他所拥有的就是诗歌。一开始他相信诗人的作用，但与浪漫主义诗人代替上帝发挥作用的观点不同，他主张通过改变语言而改变人的认知方式，可他后来发现语言有缺陷，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遮盖真实世界的帷幕。
过去，批评家或哲学家以为在文学作品中或在共同的话语中找到某个主题的单一而直接的表达，文学作品就忠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够使人感受到自己相对于其他事物的存在而存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近距离操控世界的能力与日俱增，甚至以为无一事物不可用语言表达，而大家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感受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文学再现，如何深刻体会无处可查的杜撰。但实际可称得上真实而被存留下来的，只有那一大堆文字。那些文字的意思，连同它的形式，根据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年年岁岁在不断积累，形成了如银河般浩瀚的文本。人们在星空和阴影之中寻找生命，离不开银河系，但是那生命在白纸上却成了符号，被集中或散乱地扔在一个比银河系更复杂，更浩瀚，既无顶又无底的深渊。文本，用马拉美的话说，是“一个虚无的凹槽”，而他自己有时以“音乐家”的身份出现，也只是展示了些许的神秘而已。语言的这种窘况，兰波于19世纪已经感同身受，他创作了《元音》(Voyelles)等许多作品对语言的功能提出质疑，在《通灵人书信》(Lettres du Voyant)中呼吁以“语言炼金术”重新“找到一种语言”(Trouver une langue)(Rimbaud, Œuvres completes 246)。
二战之后的法国诗歌是对19世纪下半叶现代诗歌提出的问题的继续追问:表现方式、主题、语言这三者如何更新，而其中语言的问题进一步彰显，并日益严重。人们注意到，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的语言已经习惯于计算，习惯于寻求如何立刻被理解。而一些被称为天才的人直接走向最高级别的真理，他们的话语被人们习惯性地用概念化的语言引向绝对，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经典”。由此那个真实之物的绝对价值被剥夺了，世界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缩小为抽象的、没有血肉的干瘪碎片。概念由原来现实的镜子变成了务实的要求，变成了人人应该遵守的规则，甚至变成了教条。这无疑会使我们远离真实的事物，削弱我们感知世界的能力。这些现象当然逃不过博纳富瓦的眼睛，作为诗人，他在《不大可能》等论著中多次阐述诗歌和语言的关系，呼吁对以新的方式表现主题的语言陷阱保持警惕。他说，在诗歌创作中我们真正需要兰波的精神实质是“要永远地摧毁”，一要摧毁语言，二要摧毁概念，这两者都要不断地更新，要“重新发明”。因此他的作品尽量避免诗句意思表达的单一和直白，因为单一和直白的话语脱离了事物的原义，不能展示客体的丰富性。尤其是当人们从诗人指定的单一意思中提炼出“真理”的时候，语言具有欺骗性，本文成了认知的障碍。
除了单一的概念化的语言之外，他也不太相信诗歌语言营造的具有朦胧特点的“意象”，不相信那是真实的反映，因为当意象处于封闭状态时，诗歌语言也成了圈套。通过对《醉舟》的解读他得出结论:诗歌创作使用多义的、捉摸不定的，甚至晦涩的语言，目的不是为了制造“意象”，而是增强作品的力量，使人能够多角度地把握事物。如果为“意象”而意象，那对诗人而言，只是个诱惑，徒劳而无益，因为那意象不可能具有灵性，与真实也失之千里。所以他经常用“所见”来对应“意象”，用“简单”对应虚构的繁复，不再追求话语表达的“新奇”或“闻所未闻”。
他的诗歌语言观是:“这是一个感知的世界。应该让语言，这第六感官也是最敏感的感官，与这个世界会合，解读它的符号。对我而言，除了这项任务之外，别无他求”(Bonnefoy, L’Arrière-pays 149)，那就是“用词语反映客体的在场(Présence)”(Bonnefoy, L’Arrière-pays 149)。兰波的诗学认为:我们与世界有一种本能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被话语阻断了，诗歌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它，使人类直接接触事物的本质。两人的见解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博纳富瓦的表述更明确，更直接。他承认传统的俗定语言用以指认客体，而只有诗歌呈现的“在场”能够颠覆概念化的语言，使意象具有开放性。
诗歌应当反映“在场”，这是博纳富瓦在被概念化的语言帷幕所遮盖的世界与封闭的无意识的意象之间走出的一条诗歌创作的新路。他要求诗歌表现的“在场”是世界存在的原初形态，它在被言语表现之前已经绽放，甚至先于上帝而存在，因而它对世界而言是直接经验。当整体消失时，那留下的便是“在场”。“天空之手在阴影里寻找他的手”(Bonnefoy, Les Planches courbes 379)，诗人通过在梦幻中盖上又掀开的敏感踪迹，实现“对消失之物的命名”，实现对历史的回忆，从而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存在，建立起我们与世界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是一种个体经验，是此时此刻“你、我、他”的个体感受，即“在场”是“这一个”，是所有事物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境遇下的不同形态和特质。“在场”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都是“在场”的表征，它是最小的石子发出的光，是最不起眼的一段旅程中发出的微弱而真实的呻吟，因而寻找“在场”的意义既体现为召唤，同时也是应答。诗歌探索“在场”如同俯身面对一口深井:黑暗而神秘，只有诗人能够发现它的存在。博纳富瓦就是这样一位“在场诗人” (Jackson 59)，他以饱满的声音寻找“在场”，在幻想的天空肆意挥洒笔墨，以一种白描的手法，在字里行间表达最明透的内容，从而在诗歌的呈现中建起了另一种真实。
反映“在场”的诗歌从不在乎被定义为何种“形式”，因为如前所述，它是一切“不和谐的、不可测定的、丑陋的和美好的事物”相聚合的场所。兰波说:“如果它天生有一种形式，就赋予它形式;如果它本无固定形式，就任其自流” (Rimbaud, Œuvres complètes 346)。他确信有意义的东西在诗歌的“艺术”之外，在最贴近真实的地方。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而选择语言本体论意义上的“表现”，这个“表现”是超越一切符号意义的。“诗歌”是语言的挚爱，同时寻求超越语言，兰波教会了博纳富瓦超越“艺术”，也就是说，超越本体论意义上的形式，反映“在场”的诗歌不把追求语言完美当作终极目标，不把完美的语言作为成就经典的基础。因为他十分清楚:“兰波的通灵就是拒绝形式，因为形式迷失于即时记忆的迷宫之中”(Bonnefoy, Notre besoin de Rimbaud 28)。弱化形式，或者说以节奏彻底摒弃形式，这也许是他从兰波那里继承的遗产之一。然而，博纳富瓦简单的诗歌语言是晦涩的，它以简单为原则，即使晦涩也要成为一种召唤。在《在词语的圈套里》(Dans le leurre des mots)，他写道:“我们将光秃秃的脚印印在梦幻的水中,/水是温的，不知道这是苏醒/还是睡眠平静而缓慢的霹雳/已经在树枝上印上它的符号”(Bonnefoy, Dans le leurre du seuil 413)。“脚印、梦幻、水、苏醒、睡眠、霹雳、树枝、符号”，这些词没有一个不是简单而意思明了的，但后面实际隐藏着我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他以这种表面的简单将读者引向他用词语构筑的雄伟迷宫，引向思索。意象围绕着这些像巨石一样的词群不停地旋转，以明晰的词语构成意义的晦涩，使“在场”从巨石中发散。通过这种方式，他试图以词语的阴影除去事物的阴影，阐明那些被隐藏的事物，在词语的细缝中捕捉真实。
实际上，真正的诗歌是当语言不再决定作品的时候，这时诗歌中的语言，不管是意思明晰还是晦涩，也不管结构是简单还是繁复，都不再起关键作用。兰波用“语言炼金术”做到了表达的自由，即在言语的有限使用中彻底否定它，博纳富瓦继承了兰波自由表达的传统。《庄子内篇》有曰:南海神倏和北海神忽为混沌凿了眼耳口鼻以报答他的友善，结果混沌反而死了。在诗歌语言问题上，博纳富瓦和兰波都体现了庄子的这种“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原则。诗人与读者的相遇，不在于语言的巧妙和新颖，而在于心灵的碰撞。诗歌创作如果将重点放在语言的技巧上，那将舍本逐末而走入一条死胡同。当然，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不容置疑。然而以文学手段调整语言的结构，去其神秘性，目的在于使之拥有一种比以往更强大的力量，有力量的诗歌才是真正的诗歌。
因此，博纳富瓦的诗歌用词不矫揉造作或过分讲究，表现“在场”的声音洪亮而高昂，像暴发的山洪一样具有冲击力。他也不用隐喻或暗示，而力求刻画出最明晰的形象来再现生活和生活的影子，表现生活的希望和它突如其来的变故。诗人通过自己的作品，使诗歌穿越了语言的厚重物质外壳，从而确立了自己的诗歌道路:力争表现现实表象背后的真实，而这个真实应该与现时存在的世界保持一致。从这一点出发，他不是一个象征主义诗人，不属于任何流派。他的反映“在场”的诗学主张既不同于一般的理论，也不属于某种思想体系，而是一种“反映真实的诗歌艺术”，或可称为一种重建的“新抒情”。
纵观博纳富瓦的全部文学活动，他的总体诗学观是:在现代意识中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分离，诗歌以及其他艺术应该为修复这一关系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作为诗人，他创作的首要任务是关注他那一个“特殊”的生命存在，力图在自己确定的范围内抓住或证明其生命的意义;作为评论家，放在第一位的始终是阐述诗人或艺术家如何处理他的艺术创作与生命存在的关系。而兰波是一位毫不犹豫地将诗歌与自身、与世界不可知之物建立联系并与之交流的诗人，他完成了将诗歌创作从一种文学活动转变为一种认知手段的历史创举。克洛德·皮舒瓦说:“〔......〕兰波使我们远离了我们自身，为此人们才热爱他，因为他作品中的奥秘既关乎他本人，同时也关乎时代，关乎我们这个由传统和新生事物构成的时代。波德莱尔却始终将我们引向我们自身”(Pichois I: xxii)。这就是博纳富瓦在接受前人文化遗产时，为何很大程度上是兰波的继承者，而不是波德莱尔或马拉美的继承者的主要原因，从兰波那里他继承了:诗歌改变生活的功能，洞观世界的理念，放弃对幻象超越的气魄。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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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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